葛吉夫的教学

葛吉夫的机构

葛吉夫在阿富汗北部的印度喀什山脉与萨蒙兄弟会(Sarmoun Brotherhood)相处之后,从寻找转向教学。1912年,葛吉夫离开塔什干前往莫斯科,开始为他的机构招收候选学员。他尝试了不同的形式和重点,以便找出一群必要的人和适当的表达形式。这段时期的经过大都记录在邬斯宾斯基的《无名教学的片段》一书。

葛吉夫在俄国

葛吉夫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成立了几个团体。随着俄国革命爆发,他被迫和一群内圈的学生退回高加索。在这段期间,他组成了一群核心的俄国门徒:苏菲亚‧葛雷哥维奇(Sophia Gregiorovitch)、德哈特曼夫妇(De Hartmans)、斯哲佛博士(Dr. Stjernval)以及德萨尔兹曼(De Salzmann)。在莫斯科,葛吉夫遇见了邬斯宾斯基,后者是一位学者、旅行家和新闻记者,在玄学界颇有名气。葛吉夫自然想利用邬斯宾斯基的影响力来扩展他的影响力,而邬斯宾斯基发现葛吉夫拥有他长久以来寻觅的密意知识。

俄国的社会秩序开始瓦解。1917年,葛吉夫在伊山土基、图阿普斯、索奇、亚历山德拉普、罗斯托夫、埃克特诺德和提弗利斯与一小群人密切工作。葛吉夫的实验精神让邬斯宾斯基备感困扰,他认为自己虽然先前从葛吉夫获益良多,但是现在却无法再掌握他的教学。未来机构的特色也许开始成型,而邬斯宾斯基拒绝参与其中。

葛吉夫离开俄国

在此同时,丹尼肯的白俄军队节节败退。对此毫无同情心的布尔什维克和史坦科的无政府主义者占领了俄国的大部分领土。葛吉夫决定迁到君士坦丁堡。邬斯宾斯基则向北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成员重聚。葛吉夫带着其他人展开一场艰辛的旅程,穿越高加索山,辗转来到君士坦丁堡。在当地,他的人类和谐发展机构终于开幕了。

然而,经过坚定的尝试后,他决定迁到欧洲。彼得‧邬斯宾斯基搬到伦敦,在当地有新闻界的人脉。乔治‧葛吉夫则先来到柏林,然后迁到伦敦、巴黎,最后落脚于巴黎以南的枫丹白露。

葛吉夫在法国

葛吉夫的西方弟子在1921到1923年之间来到此地。来自中亚南部的葛吉夫,处在传统和世界观与他迥异的人群中,他们的文化传习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欧洲人对他的教学反应远比亚洲人热烈,可是对工作的起点无从掌握,也缺乏扎实的基础。结果证明这是一种危险的组合。葛吉夫继续进行快速的实验并且爬梳整理。一场热情而难以忘怀的戏剧随之展开,但是裂缝也开始形成。

邬斯宾斯基察觉到这一点,开始脱离葛吉夫的工作,独自在伦敦继续工作。葛吉夫发生一场严重车祸,迫使他不得不关闭机构。他的身体一直没有完全复原。他无法身体力行的,现在则立誓以理论来完成:将他的所知留给人类一份书面遗产,并以足够的学生将那份遗产传到未来。在《魔鬼给孙子的故事》中,他以密码编写了创世纪的早期阶段,以及人类在绝对者项目中的地位。

葛吉夫的《魔鬼给孙子的故事》

《魔鬼给孙子的故事》是葛吉夫的代表作,讲述了时间以及对抗熵和分散的挣扎。绝对者创造了大宇宙,透过从时间中创造的诸世界创造意识来中和熵。他接受了神圣英雄通道(Sacred Heropass)的局限。神圣星球炼狱(Holy Planet Purgatory)的转化和功能。记得自己是神圣的,不只对人如此,也是为了倚赖新生命产生的整体。

这本书故意以难懂的笔调来书写。葛吉夫承认他把自己的讯息藏在极深处,远非一般读者能触及。回首过去,《魔鬼给孙子的故事》的价值难以论定。葛吉夫的亲近徒弟当然把它视为圣经,但是在它出版七十五年之后,这本书并未如作者预期一般留下深刻的印象。

葛吉夫的终曲

1935年,葛吉夫搬到巴黎市街的一栋公寓,在那里进行最后的教学。他发现自己并非如他原先设想,是新秩序的载体。他把重心放在自己的追随者身上,希望他们能将他的讯息传给后代。他小心翼翼地完成他的文学作品,然后警告他的学生,尽管他本意并非如此,但是他会被迫“留给他们一个烂摊子”。

葛吉夫的工作向外扩展

彼得‧邬斯宾斯基

邬斯宾斯基和葛吉夫分道扬镳之后,在伦敦收了一小批学生。他留意老师在枫丹白露的工作,偶尔从和两边保持联系的学生得知一些消息。邬斯宾斯基已经放弃了直接与葛吉夫一起工作,但是他不想与葛吉夫可能继续或发展机构的努力互相竞争。

邬斯宾斯基寻找葛吉夫的源头

邬斯宾斯基知道葛吉夫掌握了基要的知识,他需要的是与那份知识的终极源头产生连系。他认为这个“终极源头”并不是人,而是更高的影响力(或是代表这种更高影响力的人)。他企图和这个源头重新接轨,不是透过寻找萨蒙兄弟会,而是将他团体的工作提升到尽可能最高的层次,希望能够吸引该源头。

邬斯宾斯基对机构的反应

邬斯宾斯基将实现机构特定目的的目标(也许是得自萨蒙兄弟会),转化成透过创造一所有意识的学校,将人类与更高影响力的目的相连。那份更高的影响力可能与萨蒙一致,而且透过萨蒙和葛吉夫发挥作用,可是邬斯宾斯基以非常纯粹的方式表达他的目标,直接关连到他对自己团体的投入。

葛吉夫的机构并未重新开张,但是一个旁支在美国落地生根,至少一部分得力于奥伦基的努力和能耐。一个团体在纽约成立,在战后以及葛吉夫和邬斯宾斯基相继去世后,将会与葛吉夫基金会合并。奥伦基是这个旁支的中心人物,但是却公然对葛吉夫表示困惑,也许是双方的失败使然。如同邬斯宾斯基日后所言:“奥伦基忘了(遗漏了)很多。”在此同时,葛吉夫仍然对他怀有希望,让他难以领悟。

邬斯宾斯基看到欧洲再次陷入混乱。他见证了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的兴起。他看到最后一代西方文明秩序的沦落,并且预言战争将无可避免。他已经知道葛吉夫远见的黄金时刻,整个工作计划的展现。他在伦敦观察了七年,并且和四、五十名选中的人一起工作后,决定扩展他的志业。

他的学生约翰‧班奈特曾问他:“你和葛吉夫先生做为你的老师之间的关系如何?”

“这些年来我一直等待(扩展伦敦的工作之前),因为我想看葛吉夫先生会怎么做。他的工作没有达到他希望的成果。我仍然确信本体系出自一个伟大的源头,葛吉夫一定和那个源头有所接触,可是我认为接触并不完整。其中有所欠缺,而他无法找到。如果我们无法透过他找到,那么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直接触及这个源头;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这个源头能够找到我们,那就是我在伦敦举行这些讲座的原因。”

邬斯宾斯基对葛吉夫真正源头的认知

邬斯宾斯基体认到欠缺的不是更多隐藏的智慧,不是更遥远的东方之旅,也不是崭新的方法,而是源头的承诺、慈悲和直接协助──来自存在于人类宇宙之上的宇宙的统一领悟。邬斯宾斯基现在立志重新建立与高等学校的联系。他走访纽约,根据他的学生朗尼‧柯林所述,他在回到伦敦后好像换了一个人。柯林日后描述邬斯宾斯基的最后一段人生旅程是个奇迹,他从长久的言教变成了身教。此外,这个学生意识到他的老师寻求的高等学校的蛛丝马迹:“比邬斯宾斯基更大的临在,就像邬斯宾斯基比我们更大一样。”

然而在伦敦的火焰熄灭了。在伦敦或巴黎并没有传人,只有真心诚意的传统维护者。葛吉夫和邬斯宾斯基都历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布尔什维克革命。他们目睹了大萧条的开始以及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他们两人都认为高等影响力可能会启动一艘方舟,来保存文明的种子要素。两人在临死前都发现,这不是他们要扮演的角色。然而他们的角色确实增补了另一样东西。

“邬斯宾斯基在临死前的某天清晨突然说:‘一个人必须尽其所能,然后就向…呼喊’。他没有把话说完,只是向上方比了一个大手势。”朗尼‧柯林《意识和谐的理论》第53页。

朗尼‧柯林

朗尼‧柯林延续邬斯宾斯基的目标,透过增加“学校”的向度进一步琢磨。他将此与文明的观念相连。1950年3月27日,朗尼‧柯林写给其中一位学生:

“就某种大成就、大计划而言,一个人必须消失。一个人大半辈子赖以存活的个人自我太过微小,不足以与之产生关连。因此如果一个人要有所了解,它必须消失。它消失得越多,就能了解更多。短时间内这可能很痛苦,但是日后则会反其道而行。个人自我的恢复、干扰才会造成痛苦,少了它则幸福洋溢。”

对于朗尼‧柯林而言,邬斯宾斯基正是活生生的见证,特别是他在世的最后几个月。因此,邬斯宾斯基的教学对于朗尼‧柯林仍旧非常鲜活。柯林迁到墨西哥重新开始,再次企图展开前两位大师失败的实验。柯林希望墨西哥会是一个新文明秩序的开始。就像他的老师一样,他努力与隐藏的等级,人类的内圈接轨。就像邬斯宾斯基一样,他也认为它们是超越时空的。

可是到头来,朗尼柯林回头拥抱一种既有形式,加入了天主教教会。不久之后他从秘鲁库斯科的一座教堂钟塔跌地而死。他在自己的书中留下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领悟,包括《永恒生命的理论》、《天界影响的理论》,以及死后出版的《意识和谐的理论》。

葛吉夫传统

葛吉夫的主干生出了许多旁枝,可是这些都超出了本网站的范畴。以上的简史概述了古智慧的大方舟进程。这艘方舟有两面:既是实际的载体,也是抽象的内涵。葛吉夫和他的传人似乎未能创造前者,可是他们却成功地向新世纪传达内涵。

这些内涵得以流传,因为它们的来源超越了时空。那个葛吉夫在19世纪末期接触、然后带到西方的源头,从来就不受时间约束。它并未就此老化,也不会比它在先前世纪的显现更古老。那个火花就是乔治‧葛吉夫的真正遗产。